（四）现代人性观
现代人性观部分得益于古典人性观，部分得益于基督教人性观，部分得益于与众不同的现代主题。从经典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古典理性主义，到更富于自然主义色彩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古典成分似乎在逐渐消减。也就是说，在古希腊时期处于从属地位的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之自然主义，在现代已经取得宰制性地位。这种现代自然主义与基督教将人视为“创造物”的观念相一致，但是与基督教的“上帝影像”的理念相矛盾，早期文艺复兴运动在反对人是原罪者这一基督教理念时，强调了后一方面。在现代人性概念中，古典人性观、基督教人性观以及独特的现代人性观奇特地混合在一起，这造成了各式各样的困难和混乱。这些困难和混乱可简要归纳为：（1）那些在理想的与自然的理性主义内部之间以及在（理想的或自然的）理性主义与生命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的现代人性观的内在矛盾；（2）那些已受到现代历史驳斥的、关于现代文化中人类本性的假定，尤其是关于个体性的假定；（3）那些与已知的历史事实相悖的关于人性的假定，尤其是关于人性本善的假定。
（1）在现代文化中，一个尚未解决的悖论是：理想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所强调的东西相互矛盾。前者倾向于反对基督教的谦卑，否认人具有生物性的学说和人的原罪说。这便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情绪，对该主题的思考主要受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多葛学说的影响。布鲁诺关注于确立人类自我意识的无限性，在其泛神论体系中，空间之无限性只是精神之无限性的有趣类似物。他赞扬哥白尼天文学说所取得的成就，因为哥白尼“将我们的知识从牢笼中解放出来，在这以前，人们只是透过窄小的窗孔去遥望星星”。以同样的方式，里昂纳多·达·芬奇关注更多的是去证明那用于开启自然奥秘、揭示自然规律和可靠的自然重现现象的数学方法，恰是人类伟大智力的成果和象征，而不是去证明数学方法是自然手中的一种工具。彼特拉克（Petrarch）将自然视为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人类看到了自身的真实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