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以后，昭、宣二帝继承了武帝以礼治国的思路。与武帝在位半个多世纪（54年）的悠长时期不同，昭帝在位仅13年，建树不大。尽管如此，昭帝仍然为保宗庙而在诏书中说自己：“战战栗栗，夙兴夜寐，修古帝王之事。诵《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154]有趣的是，从《汉书·昭帝纪》看，昭帝有若干诏书，但直接谈论礼学或者涉及礼治的，仅有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的诏书中谈到。这除了因为昭帝在位时间短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昭帝“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形势十分严重。而昭帝幼年（9岁）即位，大将军霍光辅政，面对经济凋敝的严峻形势，“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155]。恢复经济，疏解民困是当时第一要务，自然谈不上什么礼治的建设。但在昭帝登基八年左右的始元、元凤之际（公元前80年前后），“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经济逐渐恢复以后，还是实行了“举贤良、文学”的先王（武帝）之政。这种举措，是西汉礼治确立时期的顺天应人之举。其实，昭帝以农为本、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施政纲领，是在政治实践的层面贯彻了其前辈（文景）的礼治思想，与武帝和后来的宣帝等在礼治理论及其制度建构方面的努力，是互为表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