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政府以这个为基础得以长期地确立，并且一种单独的道德感也产生于那种我们由服从而获得的单独利益之后，情形完全就变了。由于允诺已不再被作为政府的基础，因此允诺也就无法再决定执政官员的特定人选了。自然地，我们假设服从是自己生来的义务，并且想象正如我们有服从的义务一样，那些特定的人们自然就有命令的权利。我们只是从政府所获取的利益而得出这些权利和义务的概念，这种利益让我们厌恶自己的反抗行为，并且谴责他人的反抗行为。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政府原始根据的利益在这种新的情形下，已没有决定我们应当服从的人们的权力了，因为只有在事态最初以一个允诺为基础时，最初原始的依据才能有决定的权力。一个允诺确定无疑地把作为忠顺对象的人们决定下来。但是显然，倘若人们根据其特殊的公私利益的想法在这一方面对他们的进行调整，他们就会陷入无穷无尽的混乱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让所有政府成为无效的了。个人的私利各不相同，虽然公益本身永远同一不变，但是因为对于公益，每个人的观点都不相同，因此同样公益也成为产生争议和纠纷的极大源泉。因此，让我们顺从执政长官的那种利益，在选择执政长官时也让我们被迫放弃那种利益，而且将我们束缚在某种政府形式以及某些特定的人们身上，而阻止我们试图在这两方面都可以尽善尽美。这里的情形恰好和在关于财物稳定占有的自然法则方面如出一辙。稳定财物占有对社会是非常有利的，甚至绝对是必要的；这也是我们所以确立那么一条规则的原因所在。但是我们观察到，倘若为了追求相同的利益，而将特定的所有物分配给特定的人，那么我们不仅将会使自己的目的难以达成，而且使那种规则原本要阻止的纷乱情形持续下去。所以，我们在限定关于财物稳定占有的自然法则时一定要按照一般原则进行，并根据公益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调整。虽然似乎那些决定自然法则的利益是比较薄弱的，但是我们也不必担心我们对于这一法则的依附会因此减少。心灵的冲动是从非常强大的利益中得来的，其他那些比较细微薄弱的利益，只是对那种活动加以指导，并不会给它带来任何减增，政府的情形也是如此。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会比这种发明给社会带来的利益更为强大。这种利益就足够让我们热情而灵活地采用这个发明。但是到了后来，我们就必须根据没有那么大的重要性的各种考虑，来给我们对政府的忠诚进行调整和指导，并且在决定我们的执政长官时也不看重我们从这种选择所可以得到的所有特殊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