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焱：我赞赏你对待诗歌写作的这种态度。在今天，诗歌成为一些写诗的人追名逐利的工具，成为一些政客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还成为了一些所谓的诗人卖弄风情、游走各种场合的工具……放眼诗坛，以性别、身份、职务、钞票的姿态来亵渎诗歌的大有人在。因此严肃认真地对待诗歌，那就显得尤为重要。但这种要为历史而写作的心态，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把双刃剑，让写作者产生文学史的焦虑？
李海洲：那倒不一定。有这样的心态和有这样的焦虑是两回事。有这样心态的人是真正的严肃写作者，或者并不一定真的会留在文学史上，他只是用这样的态度来要求自己的写作。而如果有这样的焦虑那就麻烦了，因为这样的人往往眼高手低，弄不清楚自己的斤两。我的意见是，写作的时候，一定把自己当回事；作品写完，就千万别把自己当回事了。
熊焱：可否这样说，在某种程度上，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或者这样说，很多时候你是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写作。
李海洲：有些东西可能是与生俱来的。我的确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有自己的文字理想和传媒理想。比如很多人都知道，我办的一系列杂志，无一例外都会有诗歌栏目。人必须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写作，也应该尽可能地按照自己的内心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