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工业化对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有决定性影响，工业化大生产促使社会转型，使得民族逐渐成为最具主导性的共同体组织方式。
“资本主义的趋势‘在某种程度上统一了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工业化能够减轻彼此的需要，增加彼此的享受，并促进彼此的工业发展’”①,工业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文明程度的提高，“带来了新世界的奴隶制度”②,也带来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和压迫，工业化改变了世界的政治体制，使得自尊的民族国家意识到应该拥有自决的身份认同和自治的政治机制。奈恩写道：“决定性的身份认同模式是被‘迫’或在帮助下显现的，它似乎是自然的决定而非个人的意愿。”③在现代民族国家，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为身份认同提供了这一“逼迫”和帮助。在工业社会，工业生产规模越庞大，资本主义市场越发达，身份危机、认同心理越强烈，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越发能够发挥其在工业秩序中的控制效应。奈恩感叹道：“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所谓现代政治文化的基质和此后的民族国家碰撞并剧烈震动了农业世界。”④
在这一背景下，民族身份的特殊性展现出它在对抗工业化冲击上的重要作用，民族作为现代社会中人民大众最重要的身份认同范式，逐步走向了国家和社会的中心。“民族是现代化环境下最适合的和占支配地位的身份识别方式；它表现出对工业化‘天气’的行之有效的顺应。这一(工业化)‘天气’本质上是一个十分猛烈的风暴，即从20世纪40年代核武器创造以来摧毁了社会文化自身。对抗这种状况需要构建一个大规模的、坚固的、文化上有凝聚力的，以及政治上装甲的防波堤；在多数情况下，民族性可以提供以上这些需求，而别的团结的方式却不能。”①可见，工业化风暴严重冲击了人类社会的文化与政治，面对此种冲击，人类必须要构建一种团结的共同体来对抗侵略和压迫，而民族主义恰恰可以提供这样一种凝聚力，为共同体提供意识形态上的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