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现代思想界，世界战争的精神创伤已趋愈合，动荡的心归于沉寂，个体的政治和经济身份确定，关于制度与风俗的争论平息，那些曾在新旧变革之际引领风潮的智慧之光在黯淡，卢梭问题回归学术史传统，他的力量在削弱，更多的是一个学术符号。这是不是说他的意义更多是在变革旧制度的时代，最迫切的研究欲求来自动荡时代人与制度的关系，或个体的身份焦虑？卢梭研究不是单纯的思想问题，他以生命体验塑造了时代精神，又为之塑造，所以一个人谈论卢梭时，他谈论更多的可能是法国的时代精神。
对于卢梭历史形象里的矛盾，启蒙时代的人际纷争和革命时代的观念冲突是外部视野，触不到人的心理。公共交往、作品理念、政治影响等可用于分析多数思想家，不足以确定卢梭的身份。卢梭创造了一个身体话语体系，包括对病痛的夸张解读、渴望反抗却不得门路的愤怒，以及个体愤怒与现代性批判的隐秘关系。这套话语是感性的风格，来自于他的生存体验。他最初是在巴黎谋生的文学青年，一个生活在天主教国家的新教徒，或法国强势文化意识下的日内瓦公民，这是他的公共身份；而在私人空间，他是处境艰难的病人，对天气变化敏感，无力抚养孩子，夫妻不和睦。尘世中无依靠，他就游荡于现代精神与古典美德、上帝垂恩与自我救赎之间，一个与时代精神若即若离的人，模糊的身份使之觉察到风俗的晦暗，于是愤怒地批判，当时的人却斥之为败德者。道德审判剥夺了他的辩解资格，怀疑的目光不断消解着坦白的意图，说什么都没人相信。迫于无奈，他不再对同代人诉说，也不再向上帝悔罪，他要寻求后代人的评判，天堂与地狱的语境不再，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历史意识。卢梭由启蒙哲学家向浪漫派的转变有法国文学共和国的败落之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