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究天人之际”，也发展了《左传》的天人关系思想。上文谈到《左传》记述楚灵王灭弑君者蔡侯，叔向认为这是“天将假手于楚以毙之”，但楚灵王本人也是弑君者，叔向又曰：“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恶而降之罚也。”[77]这里的“天”表现为恶。司马迁也意识到这种“天”的存在。在分析秦一统天下时，司马迁说：秦得天下“盖若天助”。他所称之“天助”当不可谓得民心。因为司马迁说“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78]。那么司马迁所谓“天助”指的是什么呢？他分析战国形势时对此已有说明。他指出，山东六国之间“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79]。司马迁认为，六国为谋求自身的利益相互争斗，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为秦各个击破提供了条件。秦灭六国“乃六国自相灭也”[80]，司马迁分析秦亡汉兴，提出了同样的认识。秦始皇统一后，患兵革不休，于是堕坏名城、销兵器、打击豪强，以图维万世之安。然而这些措施恰恰为刘邦从民间兴起提供了条件。在司马迁看来，秦始皇的措施“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81]。秦维万世之安的措施却为自身的灭亡创造了条件，这当然不是秦的目的，也不是刘邦的意志所能左右的。所以司马迁大为感叹地说：“岂非天哉！岂非天哉！”[82]可见，司马迁对秦、汉历史变化的分析，认识到“恶”的作用。与《左传》相同的是，司马迁分析历史事件的原因，并存“善”、“恶”两说。然而，他将《左传》的思想大大地推进了，他所谓“恶”已经不限于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解释，而是对历史发展趋势的解释。司马迁对历史发展趋势原因的解释并存“善”、“恶”两说，确可谓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