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臣子，对帝王的过失就应及时指出，及时劝谏，上利国家，下利于民，可是封建帝王集大权于一身，完全凭借自己感情用事，臣子稍有不慎极有可能因此招来杀身之祸，孟子劝谏时体现了其高明的方法，使齐宣王自知不对，又入情入理。作为忠臣要敢于指出帝王的过失，但是也要注意方法，要忠之有道，忠之有术，忠之有效。
对于劝谏，孔子的学生子游有一种意见，他说：“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对于国君一再劝谏，必然会招来侮辱；对于朋友一再批评，必然会被疏远。）这是一种点到为止的为官之道。对国君的过错，同流合污是奸臣，装聋作哑是懦夫，据理力争是傻瓜，只有点到为止，才是真正的聪明人。他点了，百姓会说他是正直大臣；他不强谏，不会遭到国君的反感。既保住了官位，又落下个好名声。其实这样的意思，孔子也说过：“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可中国政坛上有那么些人，大约是受到“文死谏，武死战”的影响，有时好得理不让人，连皇帝也不让，结果自己倒了大霉。
在明朝的皇帝中，明武宗朱厚照也算得是个“出类拔萃”的了，他十五岁继位，在位十六年，可以说没干过一件好事。
他有一个最大的喜好，就是出巡。他在位十六年间，倒有七年是在外间巡游中度过的。第一次巡游是从正德十二年（1517年）到十四年，地点是居庸关外的宣化一带，所到之处，闹得个鸡飞狗跳，人仰马翻，天怒人怨。可刚刚回京不几天，在近侍江彬的撺掇下，他又要去江南。这一来，引来满朝大臣的一致反对，纷纷上书劝阻，有的奏疏中写得十分尖锐：“陛下登基以来，祖宗法纪一坏于刘瑾，再坏于佞幸，又坏于边帅。”当时上书的上自内阁近臣，北京、南京中枢各机构，甚至连御医也单独奏上一本，人数多达数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