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特霍夫(Friedrich Althoff)1897-1907年任普鲁士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其在职期间为德国的大学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也由于其作风强硬，频频干预大学的人事任免及学术自由，人们习惯上也称当时的教育体制为“阿尔特霍夫体制”。
针对德国当时的教育状况，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曾在《法兰克福报》等宣传媒体上有着较为系统的批评。他认为，铁血宰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那种长期耍政治手腕的统治给德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不仅毁坏了已有的文明，而且不能容忍任何新文明的诞生，德国大学的学者已失去了作为学者的尊严感。为了一时的利益而放弃个人的灵魂，学者与教育部当局都在围绕着权力运转，在权力面前人人趋炎附势。他发现，如同工人阶级与生产工具相分离后被异化了一样，学术研究者也被国家资本主义的研究机制所异化了，新型的教育官僚制度化也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宿命。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理性主义与现实主义都进入了困境，它们无法解决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冲突而造成的社会失望。存在主义则在这样的夹缝中赢得了发展的机会。存在主义所提出的人本关怀思想，不仅发展了文艺复兴时期对个人的关注度，更加强调了个人在社会中所获得的自我认知与自我地位。若要真正理解存在主义教育的本质特征，我们在认识雅斯贝尔斯的同时，另一位与之齐名的存在主义大师同样不可忽视，这就是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