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魏晋之际的诗风
一、正始文士
正始时期（240—249年）至曹魏末年，政治环境十分险恶。司马懿及其子司马师、司马昭通过高平陵之变，诛杀曹爽集团，相继执掌朝政。十余年间，他们大肆杀戮异己分子，镇压所谓“淮南三叛”，酝酿改朝换代的巨变，造成了极为恐怖的政治气氛，史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4]，许多著名文人就因卷入政治斗争而死于非命。
与此同时，司马氏父子为了掩饰自己的篡权行为和屠杀政策，又以名教相号召，大力提倡儒家的礼法，这样，标榜礼法与残酷手段相映衬，就形成了一种十分矛盾的现象——道德虚伪。再者，这一时期学术思想上开始盛行清谈玄理之风，产生了玄学。一些文人通过穷究事理，强调自然无为，追求精神自由，从而对社会现象有了较为理性的认识。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建安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奋发昂扬、积极进取的精神已基本消失，代之以集中抒发个人在外部强大力量压迫下的悲哀，隐晦曲折地抨击不合理社会现象，深沉抑郁地怀疑一切事物，呈现出浓厚的哲理色彩。这就是正始文学的特点。
正始时期的文学作家不多，其中最能体现这一时期创作风格的代表人物是阮籍和嵇康。
阮籍（210—263年），字嗣宗，阮瑀之子，因曾任步兵校尉，故世称阮步兵。阮籍早年屡与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和刘伶等人一起，“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所以时人谓之“竹林七贤”[5]。不过，尽管他们早年有着共同的生活旨趣，但政治态度却有很大区别，山涛、向秀和王戎完全倒向司马氏集团，获得高官厚禄；嵇康抱着坚决反对的态度，结果为司马昭所杀。阮籍本有济世志，自视甚高，为时人所重，然而遭逢司马氏集团的黑暗统治，被迫“不与世事”，“酣饮为常”，放弃以前的雄心壮志[6]。他对司马氏的篡权行为极端不满，但又不能公开反对，处境十分艰难。为了全身远祸，他只好饮酒昏睡，遗落世事，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据说，司马昭曾想娶籍女为媳，不料“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亦“屡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7]。这种依靠醉酒佯狂的办法，既可少做违心之事，维护个人形象，又能防止别人猜疑而招致杀身之祸。但是，这些对志气高傲、思想敏锐、个性很强的阮籍来说，无疑是痛苦不堪的。《世说新语》注引《魏氏春秋》：“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可见他内心的悲愤与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