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大选，工党以微弱多数获胜。这时摆在工党面前的问题是：下一步怎么走？国有化告一段落了，“福利国家”也基本形成，保守党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没有作原则反对，而是自我调整政策，转变成所谓的“新保守主义”。尽管两党在竞选中论战激烈，但给人的印象是大政方针基本一致，不存在根本分歧。一个只拥有5席多数的政府其实什么也不能做。选举后仅半个月，保守党就在钢铁国有化问题上发难，结果工党险胜而政府幸存。此后工党内部因朝鲜战争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艾德礼、贝文等主张增加军费，支持联合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比万等人则反对介入朝鲜战争，说应该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多的社会福利。1951年4月，比万派退出内阁，工党内部分裂，政府的多数保不住了。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大选已不可避免，10月举行的大选中工党得票总数虽然比保守党多，但保守党取得的席位却比工党多，它以321席超过半数获胜，组成新政府。
五年之后，工党新领袖盖茨克尔（Hugh T.N.Gaitskell）总结工党失利的教训时说：“繁荣使太多的工人投了托利党票。”工党其实是陷进了一个难以自拔的困境：它建立了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但这个体系要靠沉重的赋税来支撑；它实行了国有化，但国有企业要以降低生产效率为代价。生产率的降低和税率的提高都会引起人们的不满，但如何才能使不断上升的社会福利开支在生产力不能同步发展的情况下得到必要的财政基础呢？如何才能在人们对物质需求的过高期望与为获得社会保障所必须付出的沉重代价之间找到出路呢？——这似乎是一道永远也得不出结果的数学方程式，在此后30年中将困扰每一届英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