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思想史上，佛教和道教一直是两股重要的思想潮流。魏晋时期，佛教哲学和道家哲学合流，丰富了后期玄学的内容。在神灭神不灭之争中，使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达到了一个高峰。隋唐以后，佛教各宗派各自对佛典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都对成佛的根和途径作了各具特点的阐发，并且相互弥合贯通，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独有的理论体系。宋明时期，儒家反对佛教，却又从思想上汲取佛教哲学形成了理学，朱熹的“一旦豁然贯通”就是脱胎于禅宗顿悟之说。而在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则在对佛教的批判之中发展了唯物的本体论学说。在宋明时期，儒释道三者相调和，认为孔子之道与佛教所主张的无上菩提之道无异，“儒以治皮肤之疾，道以治血脉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近代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更有从佛教汲取养料而批判儒家理学的，如谭嗣同所建立的“仁学”体系，思想渊源之一就是禅宗。佛教思想作为中国哲学史的重要部分，对推动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而佛教文化的精华，如敦煌壁画和经卷，龙门、云冈、大足等地的石刻等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灿烂一页。
从文学方面来说，佛典的翻译，实为中国翻译史之先河，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典雅瑰丽的文学作品。佛教还为中国的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法华经》、《维摩诘经》、《百喻经》等佛教经典对晋唐小说的创作，起了启迪和促进作用。般若学说和禅宗思想开拓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大文学家诗歌创作的意境。变文和俗讲对后来出现的平话、小说、戏曲等中国俗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有过很深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