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革命书报主要出版于东京、上海、香港等地，正是以这些出版地为中心而逐渐形成了清末革命思想传播的网络。例如，在上海出版的《警钟日报》，在苏州、杭州、绍兴、武昌、长沙、成都、汉口、南昌、济南、安庆、镇江、宁波、无锡、常熟、九江、台州、南京、香港等18个地方设有23个分售处。再如，《大陆》杂志也在上海出版，除上海本埠设有12个代派处外，又在北京、天津、保定、平潮、苏州、杭州、扬州、河南、常熟、江西、福州、南京、安庆、广东、天门、武昌、吴江、芜湖、无锡、常州、宁波、湖南、绍兴、汉口、成都、汕头、香港、东京等28处外埠设有42个代派处。各种革命报刊不仅有一定的销售网络，而且其销售量也相当可观。据1904年《警钟日报》一份关于武汉地区各报刊销量调查资料，其中有革命报刊《警钟日报》300份，《政艺通报》70份，《浙江潮》40份，《江苏》30份，《汉声》20份，《中国白话报》80份，《安徽俗话报》20份，基本上都是在新学界与学堂学生中流传。这是武汉一地的情形，于此可见全国形势之一斑。与此同时，革命书籍也是广为流传，如邹容的《革命军》问世后，很快便由各地书肆以各种名目翻印，或称《革命先锋》《图存篇》《救世真言》，或与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合刊而简称《章邹合刻》，“风行海内外，销售逾百十万册”。一本书有上百万的销量，这个数字是颇为惊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