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以降，野史发达。元初史家马端临指：“杂史、杂传，皆野史之流出于正史之外者。”[8]这里包含着对“野史”的又一种界定，颇值得参考。明人高儒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撰成《百川书志》，其中《史志》篇分列史咏、子史、野史、外史、小史等类，将野史独立成目。值得注意的是，所谓“野史”的内涵亦愈来愈宽。宋人洪迈论说野史，曾举沈括《梦溪笔谈》为例[9]，而元修《宋史》则将《梦溪笔谈》著录于《艺文志》之子部“小说”类，清修《四库全书》又把它列入子部“杂家”类。又如上文提到的《新野史》，在《宋史·艺文志》中居于“别史”类，而《野史甘露记》和《大和野史》则又著录于“传记”类。可见，宋元以来，“野史”所包揽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了。至近代，梁启超把别史、杂史、杂传、杂记等统称为野史[10]，这是史家对“野史”内涵第一次做出明确的界定。今人谢国祯则认为：“凡不是官修的史籍，而是由在野的文人学士及贫士寒儒所写的历史纪闻，都可以说是野史笔记，也可以说是稗乘杂家。”[11]梁氏据传统文献分类立论，谢氏依官、私区别及作者身份裁定，均不无道理。然二说都有可商榷处。首先，“别史”立目，创于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南史》《北史》等。《宋史·艺文志》因之，除《南史》《北史》外，还著录元行冲《后魏国典》、孙甫《唐史记》、刘恕《十国纪年》、郑居中《崇宁圣政》及《圣政录》、郑樵《通志》、蔡幼学《宋编年政要》等各种体裁史书123种。《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别史”类序称：别史者，“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包罗既广，六体兼存”，据此笼统地把“别史”纳入“野史”范围，似有未妥。仅从《宋史·艺文志》史部“别史”类著录来看，就必须区别对待。其次，“野史笔记”“稗乘杂说”固然“不是官修的史籍”，但也并非皆出于“在野的文人学士及贫士寒儒”之手；不少野史笔记的作者还是有官身的，只是多非史官罢了。要之，综合梁、谢二说并略加修正，于野史笔记之内涵，庶可得其大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