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战中也有它的前方后方。前方和后方的变动性很大，也许十分贴近，也许又互换位置。
我们跟随的是后方机关。它们和前方的距离，有时用得上电报、电话，有时只需要用枪声和炮声来测量就行了。炮声也只是十里二十里，枪声就更近了。常常是敌人在前村进村，我们在后面出村。
无论如何这是前线的后方，安定的时间多，住处和工作安排也都有着长期打算，连每次会餐的时间也比前方长得多。但是，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一条神经通向前方，它传递着每一个战斗信息，又是那么敏感，不像我们刚从后方来的人。当时使我们感到突然的，事后慢慢想起来，所谓战斗也会有个过程，有迹可循的。
我们面临的这次“扫荡”，它又是怎样来的呢？
9月28日上午参观团开过组长联席会议之后，就去参加边区文协召开的座谈会，由《抗敌报》社长邓拓同志做边区文化运动现况的报告。他做他的报告，报社同志却在做战斗转移，好像互不相关，我们自然也未在意。
当日在海会庵受训期满的农民干部学员百余人，出发各县去做地方工作。晚上，又有从冀中去延安学习的二百多青年学生，路过这里。
又过了一天，我们去耿镇参观，路中遇敌机飞来，一掠而过，像是无意中遇到的。10月1日，我们去射虎村边区政府教育处，他们也在准备转移，另一些人又去躲飞机了。到了晚上，司令部发出通知：整装待命，准备随时出发。供给部亦由耿镇向门限石靠拢。耿镇距敌只三十里，可闻炮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