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以君道自励，以慎终自勉，以史事鉴今，以帝范训子，以忠谏察臣，以正直垂节。内容多涉戒奢、防骄，纳谏，任贤，宣扬王道，探究人事，励精图治、拨乱反正，开创了富有时代特色的贞观文风，直接为“贞观之治”的政治服务。在太宗的倡导与实践下，出现了贞观宫廷文坛的盛况。卢照邻指出：贞观年中，太宗外厌兵革，虞(世南)、李(百药)、岑(广本)、许(敬宗)之俦以文章进，王(珪)、魏(徵),来(济)、褚(亮)之辈以材术显。咸能起自布衣，蔚为卿相，雍容侍从，朝夕献纳。我(唐)之得人，于斯为盛。变风变雅，主体不拘一途；既博既精，为学遍游百氏。
唐初诗作流传后世最多的当首推唐太宗。唐太宗生于北国，长于隋末，且爱好文学，自然易受南北诗风的熏陶。气度雄豪类近北诗刚劲之风，贵族世家又性喜南诗柔媚之咏。唐初政治上一统，亦要求南北诗风冶于一炉。
唐太宗在《帝京篇序》中指出： “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要求文艺像政治一样， “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中和”者，糅合南北文风取长补短也。也就是李延寿、魏徵所说的： “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炳炳，尽美尽善矣”。然而统一南北文风，历时既短，亦非朝夕可成。就其倡导者贞观君臣而言，也未能如愿。故南朝崇尚绮丽文风的余波，仍能殃及唐初文坛。使唐太宗的文艺理论与创作实践产生脱节，故他的诗作注重繁富辞藻之形式，缺乏感人的思想激情。虽然如此，但其内容并不颓废、萎靡。不过，艺术形式上的拘谨，也确实削弱了诗作的感染力。